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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场外个股期权的发展现状，同时我们来分析一下其风险。2017年是金融市场非常严峻的一个时期，国家对金融市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监管的排查，尤其是对于股市的监管，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2017年4月14号起持续下跌，引起了市场的强烈恐慌，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的股民多以被套牢收场。于是乎有一些资深的投资者渐渐把目光投入到了其他一些金融产品中去。
2017年，伴随着白糖、豆粕商品期权上市，期权再次成为业内最热话题之一，也同时推动场外期权加快发展。如果说场内期权的标准合约服务于大多数投资者的共性需求，那场外期权的非标准合约则服务于各类型投资者的个性化需求，场内外期权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提要
2017年，期权再次成为业内最热话题之一，也加速了场外期权加快发展。场外期权是指在非集中性的交易场所进行的非标准化的期权合约，是根据场外双方的洽谈，或者中间商的撮合，按照双方需求自行制定交易的衍生品。场外期权主要是以机构参与为主，非金融机构参与度呈现相对较弱，原因是金融机构专业性更强，更适合具有复杂结构的场外期权，未来非金融机构将会更专注于自己的主营业务，而选择依靠专业的金融机构间接使用场外期权。
场内期权无法替代场外期权
如果说场内期权的标准合约服务于大多数投资者的共性需求，那场外期权的非标准合约则服务于各类型投资者的个性化需求，场内外期权的区别主要体现在：
地域分布
场内期权广泛分布于欧美和亚洲市场，如1997年10月推出的韩国Kospi200指数期权，虽限用韩元交易，但成交量、成交额双双跃居世界之最。到2005年该合约占比韩国期权交易量97.77%，2011年总交易量超越芝加哥商业交易集团(CME Group).
70%以上的权益类场外期权主要分布在欧美地区。2014年之前，欧洲权益类场外期权规模高于美国，但美国2015年反超欧洲。到2016年上半年，美国权益类场外期权规模约为欧洲的2倍，比1998年的3350亿美元规模翻了6倍。
期权标的
场内期权标的以商品期权为主，场外期权标的以利率和汇率为主，占比约90%。场外商品期权规模很小。权益类期权也以场内为主，场外占比仅8%左右。
利率类场外期权的名义本金规模最大，远超其他品种，主要因为利率是市场上最基础的标的，故使用最广泛，成为对冲利率风险的主要工具。利率类场外期权可将贷方利率风险转移到市场中进行对冲，还可用来投资理财，即通过判断利率走向购买相应的期权获利。最早的利率类场外期权是利率上限期权，后来才出现利率买权、利率卖权、利率下限期权、利率双限期权、利率互换期权等。
基于灵活的特性，场外期权可以与各类标的资产挂钩，不仅丰富了投资标的，也可以使原有的基础资产交易更加活跃。当投资者无法投资某类资产，或需要利用杠杆时，投资以该类资产为标的的场外期权产品便经常成为唯一之选。
交易对手
场内期权的投资者只有资金门槛而没有身份限制，场外期权则主要限于做市商、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做市商要求具备更高的资金实力和信用水平，能以自有资金交易场外期权，承担交易和对冲风险。早期场外期权的交易模式主要以撮合为主，做市商占比低于其他金融机构。但随着场外期权市场快速壮大，做市模式越来越成熟，1998至2016年做市商占比过半，金融机构占比约40%；非金融机构则参与度递减。2016年上半年做市商占比55.18%，其他金融机构占比38.34%，非金融机构仅6.48%。未来非金融机构将更专注于自己的主营业务，同时选择依靠专业的金融机构，间接使用场外期权。
有效期限
场内期权有效期一般为1—9个月不等，单个股票期权有效期至多9个月。而场外期权的到期日根据买卖双方的需要量身定制，通常以短期为主，尤其早期市场中不到1年期的产品占比50%以上。但2008至2012年期间，1到5年期产品需求增加，占比超过1年期产品。2008年至2010年期间，5年期以上的场外期权产品占比达到峰值，与其他有效期品种并驾齐驱。近几年5年期以上场外期权产品规模呈下降趋势。而对应国债的期限，利率类场外期权主要以1至5年期产品为主。
清算模式
与场内期权的集中清算不同，场外期权交易主要有以下三种清算模式：非标准化双边清算是早期的清算模式，由交易双方自主完成清算，主要以双方或加上第三方信用作为担保，因而面临较大的信用风险，尤其多笔交易时更承担着多个对手的信用风险。标准化双边清算是通过主协议对场外期权合约的内容进行标准化处理，并通过增加抵押金的方式降低违约风险，方便双方结算，主要对应于做市商交易。做市商一般是信用良好的大型商业银行等机构，以自身信用为担保提供合理报价。中央对手清算的本质是“场外交易场内清算”。最早于2002年由纽约商品交易所和洲际交易所推出，核心是合约替换和担保交收。
清算所作为交易双方的对手方，使原来的场外期权合约转化为两张与中央对手方的清算合约。而中央对手方一般是各交易所旗下的清算所，实力雄厚，风险管控能力强于一般做市商。近年来为减少场外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各经济体正逐渐加大中央对手方清算的比例。